谁的眼泪在飞
[原创 2006-10-21 19:52:52]
这个有些神经质的秋天，我被安排在某个基层人民法院的执行庭实习。庭长是个发福的中年男人，一副天塌下来也不会乱了分寸的样子。
在此之前，班主任用“过来人”的语气说，你们去也就是给人家做卫生和订卷宗，仿佛我们是要被送到农场作免费劳动力似的。所以，尽管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实习，但热情未必很多。
我的不少同学应了班主任的话，整天拿着黑线头牛皮纸胶水之类的什物，像车间里的工人一样默默无闻地订起了没完没了的卷宗。而我虽未有体力上的劳累，却落得精神上的空虚——法院就好比一条生产流水线，上头判决下来了，卷宗订好了，按理说，执行这一块也应该不会闲着，可是，这个世界从来就不能用“简单”来形容。
往往情形是这样的：早上一来，我先勤勤恳恳地把庭长的办公室打扫一遍，但是我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拖地，因为刚上班的这个时候人流来往最频繁，大的脚小的脚高贵的脚卑微的脚这么一踩，我的劳动成果岂不是要付之东流？打扫完之后我便安静地坐在一旁，努力地听来访者与庭长之间的对话，他们好象都和庭长很熟，所以他们的对话就像是硬生生从某篇小说中截取的一个片段，来龙去脉于我总是模糊一片。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你多少多少天以后再来，这句话当然是庭长说的，至于到底是多少天，那就要因人而异了。庭长把一帮人打发之后，便夹着皮包行色匆匆地出去办事了，至于办事的内容他从未对我说起，我猜大约是执行去了吧。
庭长不在，来访者自然也不便多留，到最后只剩我一人，于是拖地的时间便开始了。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往往就是在一堆旧报纸，几杯饮用水，和没完没了的接电话中度过的。三两天下来，便觉得没意思，如前所述，落得精神上的空虚。
也有那么几个人是那种说好听点是坚忍不拔说难听点是死缠烂打“等你一万年”型的。
有个鹤发老翁，身着西装，架一副斯文的眼镜，每天一早同我一样很早就来到办公室，然后给屋里的植物修剪、松土、浇水、施肥。他从不在意来来往往的目光和尖锐的喧闹声，只是每回同庭长淡淡地打一声招呼便独自侍弄花草去了。有一回，他见我闲着便唤我过去，递给我一段一段的黑线头让我帮着系成一根绳，我开始以为很容易，结果，那线头两端浸了什么物质，硬邦邦的，系在一起是要费点力气的。（后来我到民庭去“拜访”，才发现这些黑线头正是他们订卷宗用的什物。）老翁用系好的绳将早已向四周低垂的铁树重新拢好，便轻轻地走了——他的案子已经执行了十年却没有终了，嗓子也因为其间与庭长的一次争吵坏掉了，所以他极少说话。
还有一位老太太我是记得的，她的风范有些像王熙凤，言语不比刀子驽钝多少——
“嘁，要我说，打官司难，执行更难，我这案子从上个世纪一直折腾到这工夫，钱儿打水漂了，精力也花了，省里跑，市里跑，政法委，检察院，我都跑断了腿了，可是怎么着，半个影子都没见着，放个屁还留点痕迹呢——法院的人就是一窝寄生虫！惹急了我就去电视台找‘法律热线’，这帮畜生，就怕媒体报道，一报道，你不用找都忙着给你执行……”
老太太对一帮老头老太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一个庭长没有来上班的早晨，之后不久，我便乘公交回学校了。
生活终于向年少轻狂的我鲜血淋漓地展示了它惨烈的另一面，最初我们还会觉得原始的疼痛，我想，当我们柔嫩的心灵结出一层茧子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算长大了？
老大说，他们庭的法官总是对当事人大吼大叫，态度十分恶劣，可是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也学来了一副那样的强调。
我的朋友陆渺在川大读国际政治专业，他是那种深爱着加菲猫似乎永远也长不大的人，我去信告诉他我实习的种种遭遇和无法释怀的苦闷，他说，我们无能为力。我站到窗口，一颗眼泪从楼上坠落，敲响了整座古老的风城。
在此之前，班主任用“过来人”的语气说，你们去也就是给人家做卫生和订卷宗，仿佛我们是要被送到农场作免费劳动力似的。所以，尽管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实习，但热情未必很多。
我的不少同学应了班主任的话，整天拿着黑线头牛皮纸胶水之类的什物，像车间里的工人一样默默无闻地订起了没完没了的卷宗。而我虽未有体力上的劳累，却落得精神上的空虚——法院就好比一条生产流水线，上头判决下来了，卷宗订好了，按理说，执行这一块也应该不会闲着，可是，这个世界从来就不能用“简单”来形容。
往往情形是这样的：早上一来，我先勤勤恳恳地把庭长的办公室打扫一遍，但是我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拖地，因为刚上班的这个时候人流来往最频繁，大的脚小的脚高贵的脚卑微的脚这么一踩，我的劳动成果岂不是要付之东流？打扫完之后我便安静地坐在一旁，努力地听来访者与庭长之间的对话，他们好象都和庭长很熟，所以他们的对话就像是硬生生从某篇小说中截取的一个片段，来龙去脉于我总是模糊一片。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你多少多少天以后再来，这句话当然是庭长说的，至于到底是多少天，那就要因人而异了。庭长把一帮人打发之后，便夹着皮包行色匆匆地出去办事了，至于办事的内容他从未对我说起，我猜大约是执行去了吧。
庭长不在，来访者自然也不便多留，到最后只剩我一人，于是拖地的时间便开始了。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往往就是在一堆旧报纸，几杯饮用水，和没完没了的接电话中度过的。三两天下来，便觉得没意思，如前所述，落得精神上的空虚。
也有那么几个人是那种说好听点是坚忍不拔说难听点是死缠烂打“等你一万年”型的。
有个鹤发老翁，身着西装，架一副斯文的眼镜，每天一早同我一样很早就来到办公室，然后给屋里的植物修剪、松土、浇水、施肥。他从不在意来来往往的目光和尖锐的喧闹声，只是每回同庭长淡淡地打一声招呼便独自侍弄花草去了。有一回，他见我闲着便唤我过去，递给我一段一段的黑线头让我帮着系成一根绳，我开始以为很容易，结果，那线头两端浸了什么物质，硬邦邦的，系在一起是要费点力气的。（后来我到民庭去“拜访”，才发现这些黑线头正是他们订卷宗用的什物。）老翁用系好的绳将早已向四周低垂的铁树重新拢好，便轻轻地走了——他的案子已经执行了十年却没有终了，嗓子也因为其间与庭长的一次争吵坏掉了，所以他极少说话。
还有一位老太太我是记得的，她的风范有些像王熙凤，言语不比刀子驽钝多少——
“嘁，要我说，打官司难，执行更难，我这案子从上个世纪一直折腾到这工夫，钱儿打水漂了，精力也花了，省里跑，市里跑，政法委，检察院，我都跑断了腿了，可是怎么着，半个影子都没见着，放个屁还留点痕迹呢——法院的人就是一窝寄生虫！惹急了我就去电视台找‘法律热线’，这帮畜生，就怕媒体报道，一报道，你不用找都忙着给你执行……”
老太太对一帮老头老太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一个庭长没有来上班的早晨，之后不久，我便乘公交回学校了。
生活终于向年少轻狂的我鲜血淋漓地展示了它惨烈的另一面，最初我们还会觉得原始的疼痛，我想，当我们柔嫩的心灵结出一层茧子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算长大了？
老大说，他们庭的法官总是对当事人大吼大叫，态度十分恶劣，可是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也学来了一副那样的强调。
我的朋友陆渺在川大读国际政治专业，他是那种深爱着加菲猫似乎永远也长不大的人，我去信告诉他我实习的种种遭遇和无法释怀的苦闷，他说，我们无能为力。我站到窗口，一颗眼泪从楼上坠落，敲响了整座古老的风城。
标签:
东写西读 
本文章引用通告地址(TrackBack Ping URL)为: 
本文章尚未被引用。
下一篇: 读庞婕蕾《最好的知己》
上一篇: 风中的歌唱